她是首位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华人女性报告人，却自谦不算杰出。在她看来，好的数学研究不是一条道走到黑。保持动力最关键的是兴趣。题目是越做越多的，如果真的钻到牛角尖里，会慢慢丧失兴趣。当她在研究中毫无头绪时网上炒股配资公司，可能会搁置一段时间，多跟合作者交流，等待时机成熟，也许某一刻就会灵光乍现。这种情况在她的研究生涯中有过两三次。
撰文 | 赵宇彤（《中国科学报》 记者 ）、蒲雅杰（见习记者）
夏日午后，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内，77岁的张圣容缓步走进房间，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。这位并不高大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尤金·希金斯数学讲座教授，穿着一条青蓝色棉质碎花连衣裙、背着浅色双肩包，银灰色短发梳得整齐利落。
1986年夏日，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同样的身影、同样的步伐，她走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舞台，向3500多人作45分钟邀请报告，张圣容是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首个华人女性报告人。
张圣容拥有很多荣誉：1995年获得美国数学学会的萨特奖、2008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、200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……因率先破解“函数论”中关于有界解析函数的道格拉斯难题，打破该领域男性“一统天下”局面，她的名字刻在国际数学史的里程碑上。
“我不算是杰出的女数学家。”张圣容谦虚地说，自己本有一个文学梦，只因当时文科不好找工作，且受在台湾讲学的杨振宁影响，高三时选择了数学研究。
“男性和女性的智慧是一样的，女性数学家的数量更少，只因受环境因素影响更大。”张圣容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说，学好数学，要有广博的知识、敬业乐群的精神以及优秀的人文素养。张圣容笑言，她喜爱的作家张爱玲、简·奥斯汀，其作品情感剖析细腻，思考细致深入，如果做数学研究的话，她们也肯定很优秀。
以下是《中国科学报》对张圣容的专访内容：
张圣容丨受访者供图
数学的路会越走越宽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本次参加2025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体验如何？你认为这种国际学术交流有何意义？
张圣容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基础科学大会，我听了几场精彩的几何分析报告，也见到了不少老同事和老朋友，就彼此近期的工作做了交流讨论。来自全球诸多领域的顶尖学者齐聚一堂，共同探讨各自的前沿工作。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设备齐全，能看出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持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从古典调和分析跨到几何分析及偏微分方程，在转换方向时你遇到哪些困难？
张圣容：我是做数学分析出身的，在研究中结识了我的先生，他的研究方向是几何分析。我们认识十年后才找到一个共同的题目，随后我开始接触几何分析。从数学分析到几何分析，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，转换研究方向必然会有困难，但我相信，女性的空间想象能力并不弱于男性。
如果一直研究同一个题目，有时会钻到牛角尖里。真正好的数学研究是互通的，既要有独家功夫，又要有全局视野，持续吸收新的内容。好的数学研究不是一条道走到黑，一定是越来越开阔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在此过程里，你如何保持科研的动力？
张圣容：保持动力最关键的是兴趣。题目是越做越多的，如果真的钻到牛角尖里，会慢慢丧失兴趣。当我在研究中毫无头绪时，可能会搁置一段时间，多跟合作者交流，等待时机成熟，也许某一刻就会灵光乍现。这种情况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有过两三次。
此外，数学研究不是单枪匹马的过程，我们永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也需要交流沟通、互相启发，保持对科研长久的兴趣。
数学家的思维一直活跃着，我们对数学有持续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如果在长期探索中能取得成果，也会进一步增强数学研究的动力。
数学教育应重视人文素养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人工智能（AI）的快速发展给数学研究带来哪些挑战？
张圣容：我使用AI不多。但我认为AI确实能取代人的很多能力，比如计算能力。我们切实感受到AI的影响，未来这一定会变成每个人的基础能力。
但从研究层面看，目前AI的发展缺少较好的理论基础，打个比方，就像金字塔也是先建造起来，才有相关的理论研究。当前AI的快速发展也在促进着数学领域在相关理论研究方面的更新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数学教育的重点是否发生了改变？
张圣容：1998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，明显体会到这里对学生的期待很高，做研究一开始就从最高处入手，再慢慢进行中间的填充，而且基本靠自学，老师点拨虽然重要，但更关键的是学生的独立性。
同时，在大学阶段更侧重培养学生知识的广度，文学、哲学、历史……绝非专攻数学。我当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时，发现美国学生的数学基础不如我们，但只要他们想学，很快就能跟上，这是由数学研究的兴趣所驱动的。
这些年我也关注到很多中国学生，学生们的基础非常好，但在独立研究方面能力相对薄弱。初高中阶段的数学教育是基本功，而数学研究是另一回事，要培养学生持续思考的能力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持续思考的能力？
张圣容：对数学教育而言，人文素养至关重要。国外普遍认为一流人才需要全面教育，不仅仅是知识的广度，还有全局视野、对世界的看法、为人处世的态度等，这些个性素养都影响着数学研究的题目和方向。
我曾遇到一些学生，只想完成课堂任务，没有敬业乐群的精神，缺乏深入探索，我认为这类学生就很难做出较大的成就。
当然，现在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，能不能拿到教职工作、能不能评上头衔，这种“卷”的环境也影响着年轻人的选择判断。这一矛盾在国外也存在，但我常常跟学生说，要有更长远的视角和更开放的心态，先把眼前的研究工作扎实做好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是如何增强人文素养的？
张圣容：我在中学时期就非常热爱文学，但当年在台湾读文科，社会上没有什么相应的工作，后来就选择了数学。我年轻时还幻想，等我把数学念好后，再回来读文学。但后来才发现，能把数学研究做好，就没有什么精力钻研其他爱好了。
这些年，我一直热爱文学，我很喜欢张爱玲、简·奥斯汀的文字风格，她们对情感的剖析非常细腻，思考很细致、深入，我觉得如果她们来做数学研究，肯定也能做好。
数学没有性别之分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女性在数学研究中有哪些优势和挑战？
张圣容：其实在数学研究中，只要“钻”进去了，就会逐渐忘记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，完全是思维的交锋。如果一个数学家很看重性别，那么我反而会质疑对方的数学水平。
尽管目前女性数学家的数量日益壮大，地位也有所上升，但在全球数学界所占的比例大概只有20%到30%。这些年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数学家，这证明女性的能力并不差，只是受环境影响很大。
这几天我参加学术讨论发现，会场中女性科学家寥寥无几，处于相对孤立的状况。在国外同样存在这个问题，我女儿在美国读高中时选择了计算机科学，班里只有两个女孩。平时都是男生们在一起讨论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另一个女孩决定退出，我女儿也想转专业，但我们都鼓励她坚持下去。这完全不是能力问题，而是环境限制，但我坚信，通过共同努力可以克服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如何为女性数学家创造更好的环境？
张圣容：交流沟通非常重要，不能处于孤立状态，孤立会消磨女性的自信心。20世纪60年代，杨振宁刚拿诺贝尔奖不久，他说他要是年轻人就会学数学。受他影响，不少女生选择了台湾大学数学系，我们同班的女生有七八名成了女数学家。
当时我们一起学数学，一起交流难题，这种集体讨论的学风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求学历程，总是以合作、讨论的方式进行数学研究。目前在国外有很多尝试，比如各大研究所在暑假期间针对女性学生和学者开设的研讨班，鼓励大家聚在一起，相互鼓励，一同进步。
我希望国内也能创造类似的环境，让女性科研人员在充分的交流沟通、互帮互助中碰撞出新的灵感。
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中国科学报”，原题目为《爱文学的她是美国科学院院士，高三因杨振宁选择数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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